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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愛座式道德：台灣人安定社會的假象

我是一個很重視禮貌的人。小時候男同學都很調皮搗蛋，一直到國中都是。除了比較談得來的男性朋友以外，其他不是很熟的男同學，給我留下好印象（至今）的，就只有有禮貌的人了。其實就算是好朋友，沒禮貌我也是會很生氣的。

但是，從丟鞋事件發生後，我開始思考「禮貌」這件事。從周朝開始，「禮」的本質就是守本分，比方說君王有君王該穿的服裝，舉行儀式時也有專屬的音樂等等，其他每一級諸侯臣子亦然，簡單來說「禮」是階級劃分的表現，同時也是劃分階級的工具。因此，在丟鞋事件中，我們看見一個困境：如果地位較低者（在此例中是學生）決定依循社會規範，有禮貌地闡述自己的想法，那麼地位較高者（此例是教育部長）便很容易行使這個階級體制賦予他的權力，選擇忽略，更糟的是嗜血的媒體可能連新聞稿也懶得寫；如果地位低者選擇丟鞋，那麼地位較高者（以及整個社會因為年齡、政治地位、社經地位而處於上位者）便感到十足冒犯，怒斥「沒禮貌」，而嗜血但趨炎附勢的媒體雖然因話題性而提高此事的曝光度，卻也只是跟著教訓學生「沒禮貌」。哪個選擇比較好？在東方這種階級及長幼如此「有序」的社會，實在是個難題。

事實上，不僅僅是階級體制，近來一連串的抗爭活動及對抗爭活動的反對與非議也是個明顯的「體制內 vs. 體制外」的爭論。許多人站在「秩序」（禮）的角度認為抗爭者應該尋求體制內的方法，而非使用體制外的手段。然而如果「有禮貌」便能達到訴求，如果輕鬆地坐在或站在當權者對面優雅說話便能達到訴求，誰願意去風吹日曬雨淋？誰願意在幾乎悶死的情況下要求開空調還被譏為五星級學運？抗爭行動本身即為對體制的衝撞，然而在此同時若又嚴格要求參與者依循體制的規範（i.e. 有禮貌），服膺階級體制對個人的箝制，反倒鞏固了當權者作為「威權」的正當性。並不是說完全同意放火砸玻璃的作法，然而對於禮節（尤其在東方）這種強化階級的概念過於執著，不僅與「改變」的訴求矛盾，且禮貌也容易流於形式。

教條式的禮節，教條式的民主。如果我們能停下來思考教條的「為什麼」，而不僅是教條的「是非」，或許我們又朝真正的自由與理性前進一大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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